同為六年級創作者的高翊峰與胡淑雯，兩人氣質相投，都熟讀對方作品，事實上只交談過兩次──一次在多人的講演活動上，一次在香港遊行隊伍間，各為一根菸的時間。
英國的脫離將導致歐盟失去10％人口與15％經濟力，影響當然劇烈。這樣的發展會不會導致已和平20年的北愛再次陷入暴力恐懼當中，將是接下來必須密切觀察的課題。
這兩區的結果顯示兩地人民對脫歐的疑慮仍深，蘇格蘭獨立與愛爾蘭統一的日子可能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。英國自然希望盡早脫離這種有會員國責任卻沒有會員國好處的狀態，目前的談判死線就在明年年底，若在明年底前無法達成新的雙邊貿易協定，雙方必須有延長談判的共識，否則英國就會以WTO條件脫離現有的歐盟貿易安排，簡單的說就是硬脫歐，所有的噩夢情境包括貨車大排30公里長龍，食物藥品短缺等還是會出現。數學上 A=B, B=C, C=D 但A≠D當然不能成立，在現實生活中也是。北愛與愛爾蘭共和國不可有貿易法規關卡，來滿足《受難日協議》（終結北愛數十年暴力肆虐的關鍵協議）無國界的要求。擁歐的自由民主黨從原本已經少得可憐的12席進一步跌為11席，其黨魁斯溫森（Jo Swinson）更敗給蘇格蘭民族黨，痛失國會席次與黨魁身分。
然而，主席所宣布的結果遠比這個選區奪得開票第一來得震撼。雙方的票難道已經貼近到需要重新計算的地步？ 11點半布萊斯谷選委會主席再次站上舞台，紐卡索（Newcastle）與桑德蘭（Sunderland）都已相繼開出結果，布萊斯谷只能搶得第三名的頭銜。一路嗌這個number，好像一直提醒自己，還有人記得你。
撰文、攝影：黃妍萍 12月，距反送中運動開始大規模爆發半年。」進到工作房，他也只顧着找人聊天，沒擔心太多，「那裏有一兩個外國人，可能言語不通，坐得很邊，我們便撩他，原來大家嗜好一樣，幾好傾。」 Sunny認為，如果家人不理解，不要將東西問題化，可將之視為一個情況，「承認它，而可以再做的是之後的決定，可能是出來後組織自己的家庭，或有自己的兄弟group，找身邊都有同樣情況的人一起去面對。「可以試試定一些節奏，我是早上或下午打波、跑步，夜晚坐下寫寫東西。
」 他明白現在正被關押的示威者心情複雜，「可能會有很多情緒，質疑、迷茫，明白的，但盡量不要怪責自己，這是折磨自己，因為發生了的便發生了，你也的確要面對這個現實：你要被鎖這麼久就是這麼久，沒東西改變到，你只可以掌握一些可以改變的東西。」他笑笑說：「那時腦中一直run住首歌，是Velvet Underground的〈Sunday Morning〉，還有種郊遊的感覺——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先。
」被分配到洗衣房的他，會在衣服洗完前做做掌上壓，「不想太沒事做，也想令自己累些，夜晚好睡一些。純粹令自己不要像遊魂野鬼。我很多謝出面很多不同的市民，每日都收到一疊信。家只是一個載體，你沒道德責任去綑綁在一起。
「因為時間真的太多了，你也沒得急，倒不如處理好自己的身體，再去想。「自己最多便出來做紮鐵，但入到去見到有些不公平的事自己無力改善，或者不像外面說做就做，都幾無奈。頃刻間，失去自由，他們會面對什麼，又可如何自處？兩年前，梁曉暘（Sunny）也曾來到這裏，同樣以政治犯之名。」曾經外面的朋友有事，他卻只能寫信，「心又急，但又不是我叫他們來探就探到，會想，出面的世界是否已變了很多，我控制不到這麼多東西，還有什麼意義？是會向這樣的方向想，我盡量叫自己寫下，以及寫信吧，每日寫一封，寫得多少是多少，可以做的都做了，便唯有接受。
—— 梁曉暘 鍛鍊身心︰放下不能改變的，做可做的事 一天一天，就這樣過得還算可以。「坐十年八年那些可能會想很多，要看精神科，情緒有問題、有暴力傾向都不出奇，所以千萬不要想那麼多。
「人生於世，做任何事最後都是和自己交代。
」 最佳消遣：和囚友聊天打波收信最開心 在獄中，他也一直着眼於可以改變的事。」Sunny說即使囚友間有利害關係，也仍可是朋友，千萬不要做「二五仔」。出來後，我個人經歷告訴我，仍然有很多機會很多東西你還可以做。」他笑笑：「但記得要寫回郵地址。」但他也不希望父母隱藏情緒，「只是這半個鐘，就聊聊天吧。在獄中朋友很重要，「入面外籍人士也佔一半，如果會說英文，就始終溝通到，只要肯講，他們就很歡迎，什麼也很幫我。
入面的朋友很早就和我說，千萬不要想東西，食得痾得瞓得，又一日，受少三分一。不要想太多，但記得寫日記 直至去到壁屋監獄，日常開始運轉，「沒有任何的鐘，掌握不到時間，開始有些亂。
「不是很想想，因為太多時間想。他們常說不要浪費我的郵票，但我就是想回嘛。
唯獨是有次病了，「身體一差好像整個崩潰了，完全不想工作，睡啊睡，好像都歷時了一個禮拜。」睡前那段時間，床上的那幾吋空間，就是他整理自己的堡壘——塞上收音機的耳筒，看看書，寫日記，把無法和別人訴說的、無處可傾的情緒都寫下，「每晚都寫，寫完，聽收音機就睡。
判刑那刻，他反像放下了心裏的石頭：「其實件事都拖了幾年，覺得都叫有樣東西完到，是與預期中有少許落差，（刑期）重了少許。「如果他們在哭我也會很辛苦，隔住塊玻璃真的是世上最遙遠的距離……我什麼也做不到。一來可能未必那麼差，二來便當挑戰自己。」 在囚車上，他刻意一直望着窗外的風景，「嘗試記住，因為出來可能要一年後，見到幾多望幾多。
轉首卻收起了笑容，彷彿在沉思着，看不出情緒」而且獄中藥物及醫療配套欠佳，因此他寄語被囚者，必須鍛鍊身體，保持健康。
」 每晚的派信時間，更令人期待，「吃完飯他就會開始派信，嗌number。」他笑笑：「但記得要寫回郵地址。
不要想太多，但記得寫日記 直至去到壁屋監獄，日常開始運轉，「沒有任何的鐘，掌握不到時間，開始有些亂。—— 梁曉暘 鍛鍊身心︰放下不能改變的，做可做的事 一天一天，就這樣過得還算可以。
走遠了以後，他說要食支煙。其次是分了落倉，15張碌架床，排得很密，和30幾人一起，開始覺得好像沒什麼私人空間——所有時間都會和其他人在一起，沖涼也會有個人在旁邊等。頃刻間，失去自由，他們會面對什麼，又可如何自處？兩年前，梁曉暘（Sunny）也曾來到這裏，同樣以政治犯之名。我很多謝出面很多不同的市民，每日都收到一疊信。
」睡前那段時間，床上的那幾吋空間，就是他整理自己的堡壘——塞上收音機的耳筒，看看書，寫日記，把無法和別人訴說的、無處可傾的情緒都寫下，「每晚都寫，寫完，聽收音機就睡。」曾經外面的朋友有事，他卻只能寫信，「心又急，但又不是我叫他們來探就探到，會想，出面的世界是否已變了很多，我控制不到這麼多東西，還有什麼意義？是會向這樣的方向想，我盡量叫自己寫下，以及寫信吧，每日寫一封，寫得多少是多少，可以做的都做了，便唯有接受。
他還變身社工，「真的好像接case，我坐在飯堂中間，類似一個辦事處，誰要寫信、有法律問題、有東西想申請、想學英文，各方面的問題，想聊聊天也好，也可以去我張枱。「不是很想想，因為太多時間想。
出來後，我個人經歷告訴我，仍然有很多機會很多東西你還可以做。其實別人不開心都幾影響情緒，但難道不幫嗎？」 到周日放假，大家會把零食都拿出來，是難得略為開心的時間：「好像有些leisure給自己。
